中国民族预科教育发展简述

周道军

摘要：民族预科教育是民族高等教育的特殊层次，也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清末初创民族预科以来，其间历经100多年的发展，民族预科教育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特殊教育体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民族预科教育的教学规模、培养目标、办学模式等方面都有了较大变化。认识发展过程，吸收历史经验教训，对新时期下的民族预科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民族预科；发展

预科一般指的是大学前的预备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特殊层次。早在18世纪后半叶，一些西方国家就在高等院校里设置了预科，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在借鉴欧美的教育体制时也设置了预科，我国清末的学制改革借鉴了日本教育制度，由此预科教育在中国才正式被确定下来。民族预科教育是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采取措施，着重提高基础文化知识和加强基本技能训练，为其在本专科进行专业学习打好基础。这是将预科教育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结合，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制定的教育体制。直至今日，民族预科教育在中国发展经历过100多年了，其间并非一帆风顺。在发展与改革过程中，民族预科教育也已不仅仅局限于其最初的功能。民族预科教育的特殊作用及其作为民族政策的重要举措，更是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和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战略需要。厘清民族预科的发展历程，对进一步认识民族预科的作用和改革民族预科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1.民族预科教育的起步期

中国预科教育的出现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一些传教士建立教会学校和清政府开明人士办的新式学堂，这些学校参照西方的现代教育制度，一般都设有预科层次。如1867年美国基督教在宁波改组的育英书院就设有正、预两科，甲午战争之后办的中西学堂也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其中头等学堂相当于大学本科，二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在随后颁布的一些学制中，都给予预科教育一定的地位[1]。

1.1预科教育的引进

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之后，我国的新式学堂大量增加，这客观上使长期以来沿用的以科举选才为中心、儒家经典为内容的古代学制框架已无法进行。由于新建学堂的主办者多因观念不同，在学校性质、培养目标、教育教学诸方面各自为政，互不统属，造成全国学堂混乱的局面，这就催生了近代第一个学制的诞生。1902年《壬寅学制》的出台，规定了入学条件、修业年限、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相互衔接关系，从此全国有了统一的学制。《壬寅学制》中的高等教育包括三部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分科大学堂和大学院，其中大学预备科三年时间[2]。这是第一次正式规定预科在学制中的地位，由于各种原因，《壬寅学制》未能实施。1903年的《癸卯学制》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成为第一个正式实施的学制。《癸卯学制》不仅在高等教育内设有预科，在高等小学堂也设有预科，这将预科教育提前到中等教育之前。而且，高等实业学堂也分为预科和本科，这无疑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职业预科教育。《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作为第一个颁布和实施的学制，对中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新学制实施之后，各种新式学堂有了统一的管理，一些学生也由此接触到西方先进技术，培养了人才。但是其仿照日本学制，并以“中体西用”作为指导思想，使得各层次教育发展又受到很大限制。

1.2民族预科教育的建立

1908年清政府在北京建立第一所少数民族高等学校——满蒙高等学堂，并颁布了第一个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法令——《满蒙文高等学堂章程》[3]。这是第一次对少数民族高等学校的学科层次设置、学制、课程等方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此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开始起步，民族预科教育也应运而生。该学堂共设三科，分别为预科、正科和别科。预科学制为两年，毕业后升入正科。课程设置也以满、蒙、藏文为主，辅以汉文、历史、地理、财政、测绘等科目。满蒙高等学堂是在癸卯学制的指导下建立的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一所高等学校。它虽招收的只是极少数八旗官家及富豪子弟，一般少数民族的后代根本无法问津，不过作为一种特殊办学形式，它吸收了一些现代学校教育的内容、形式及办学理念，兼顾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与特色，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完全依靠宗教机构教育培养人才的局面。这是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一种创造，也是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起步。

随后，清政府逐渐重视民族高等教育，开办的一些新式学堂中也包含了预科层次。如1909年的贵胄法政学堂中分为正科、简易科和预备科，预备科两年毕业并发给文凭[1]。其学员主要是来自满族、蒙古族和汉族的贵胄子弟。另外，理藩院在北京创办的“蒙古学堂”；蒙藩王公在北京创建的“殖边学堂”，这些都是当时北京很有影响的新式学堂。地方上贡桑诺尔布在蒙古创办的崇正学堂；在齐齐哈尔设有“满蒙师范学堂”；奉天设有“蒙文高等学堂”等。这些学堂都设有预科层次，并且分布各地，大都招收当地少数民族学子。民族高等教育逐渐得到重视，民族预科教育作为民族高等教育的预备阶段也得到较大发展。

2.民族预科教育的艰难发展时期

2.1壬子癸丑学制

辛亥革命之后，清王朝被推翻，管理学堂事务的学部被废除，改设教育部统一管理教育事业。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针对《癸卯学制》的缺点制定了一套新的学制，即《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在参照日本学制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国内的实际经验而制定的，废除了清末“忠君尊孔”的思想，改革了以读经为主的课程体系，取消了贵胄学堂。从纵向来看，设大学本科3年或4年，预科3年；专门学校本科3年毕业(医科4年)，预科1年。从横向来看，高等教育不仅仅包括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教育系统，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系统。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级。师范学校本科4年，预科1年；高等师范学校本科3年，预科1年。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均为3年毕业，甲种包括预科1年。此学制中，预科已经贯穿于横向纵向各级各类学校系统中，成为学生进入更高级别学校学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学制出台不久，教育部在整饬八旗高等学堂，扩大招生，各民族学生均可入校学习。同时又在北京创办蒙藏学校，制定《蒙藏学校章程》，提出为少数民族培养人才，强调课程实用性和突出民族特点[4]。蒙藏学校先设预备科，学制4年，然后开办专门科。教学方面采取双语双文教学措施，开始形成具有现代教育性质的少数民族预科教育。

2.2《壬戌学制》颁布后的预科教育

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壬戌学制》，这是效仿美国当时流行的“六三三学制”，表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从学习日本转向了学习美国。但这并非盲从，而是经过长时间酝酿、集思广益的结果。该学制规定“取消大学预科，一方将中学程度提高，一方将大学年限延长，以为补充”。新学制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学制体系建设的基本完成，后来的学制改革也是在此基础上稍作变动。《壬戌学制》将改革重点放在中等教育上，而且提出了“留地方伸缩余地”的弹性教育理念，这是最大意义所在。但其将大学预科教育取消的做法，显然没有认识到预科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特殊作用。虽然中华民国政府随后在新疆、广西、四川等地建立一些高等学校，但并没有设置预科层次。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缺少预科这一过渡层次，没有照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会增加高等教育的难度和复杂性。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全国教育事业发展陷入困境。大批高校和人才地内迁，对西北和西南一些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有重大影响。虽然《壬戌学制》取消了预科教育，但内迁的大学还是有预科性质的教育层次。如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便分为本科、专修科和先修班。其中先修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一年，主要复习高中功课，成绩优秀者可免试升入本科[5]。由于战争的影响，先修班虽不是专门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但其培养的一些人才为发展西南地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在近代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3.民族预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已经意识到民族教育的重要性，1941年在延安创办了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高等学校——延安民族学院。该学院设有研究班、普通班和文化班3种不同类型的班级。其中研究班相当于普通大学的本科，开设马列主义、民族问题、革命问题等课程。普通班分高低两个年级，高年级与研究班要求相同；低年级开设汉语文、民族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程度与大学预科相似。文化班则主要学习基础文化知识。这种专门民族学院的创办，开创了一种新型大学预科形式，为解放后大学民族预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经验。

1950年政务院通过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规定创办中央民族学院并组织文化补习班，教授语文、数学等文化科学知识，教学内容大致在初中水平[6]。这种文化补习班便是预科的前身。此方案颁布以来，全国先后成立了13 所民族学院，并把预科教育作为民族学院办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如兰州的西北民族学院、贵阳的贵州民族学院、昆明的云南民族学院等[7]。各民族学院都开办短期干部训练班，学院大都来自民族地区的农民和牧民。在1954年之后，各民族学院将文化补习班改为预科班，并配备专职管理人员，组织专业教师从事预科教育，学生结业后转入本科各专业继续学习。除了民族院校外，我国还在部分普通高校设置专门招收少数民族预科生的民族班。如北京医学院从1953年开始先后举办过多批民族班。这一时期的民族预科教育，是根据解放初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状况设置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

改革开放之后，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形式有了很大变化。在培养目标上，由建国初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转向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在办学模式上，将先前的预科班改为大学预科部，学制1—2年；在招生形式上，改为从全国统一招生中适当降分录取。此后一段时间内，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国家也从政策上给予较大支持。如1979年的《关于民族学院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发展任务的报告》，强调在民族学院中开班大学预备班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1980年颁布的《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全国重点院校和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份的高等院校要积极开办民族班。1986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mgm美高梅79906、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院校举办少数民族班，学制1—2年，结业并考核合格后可升入本校本科相关专业学习。这一时期的预科教育取得显著成就，普通高等院校开始大量开办预科班，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办学状况。另外，在招生及预科管理方面也有较大突破，采用适当降分、择优录取的办法保证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到高等教育，各学校设置民族预科部作为独立的教学行政机构，并设有专职教师、辅导员或班主任进行专门教学和管理，各司其职，分工明确。

4.  21世纪民族预科教育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预科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4.1民族预科教育的多元化与大众化

随着民族预科教育的发展，承办民族预科教育的院校开始不断增加，逐渐形成规模小、数量多和比较分散的局面。所以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家鼓励建立预科教育基地，并在2005年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规定》。该规定强调从 2005年起，全国高校本、专科预科阶段培养实行相对集中办学[8]，主要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预科班招生的监管，提高预科阶段教学质量。这规范了全国预科教育体系，使民族预科朝着更有秩序的方向发展。另外，自2000年起国家在内地许多城市举办了新疆班、西藏班，招收新疆西藏地区的高中生。这种内地民族班的创办考虑到了边远地区和内地之间的差距，使得少数民族学生接触到了更为先进的教育资源。之后的预科教育便分为两种培养模式：民族班和全国班。民族班是为了给少数民族地区用民族文字考试的学生打好汉语基础的班级，学制两年。全国班是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重点大学举办的预科班，为了给少数的民族学生补习基础文化知识以提升综合素质，学制一年。这两种模式根据学生水平的不同，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教学目标，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之后，高等教育开始迈向大众化时代，全国大学生数量骤增，少数民族学生总数也相应增加。预科教育是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高等院校的垫脚石，为了更大规模地培养人才，国家规定在原有的民族院校和一些高校承办民族预科教育的基础上, 增加承办民族预科教育资格高等学校的数量。另外，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促进民族教育的发展，如2002年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和2003年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院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所有这些承办预科教育的高校级别不一，形成了民族院校、地方普通高校和部属高校三种预科教育基地形式[8]。这三种形式的高校招生政策和教育水平不同，对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也分为精英教育和普通教育两个层次。

目前我国共有各级预科教育基地几十处，在校预科生近2万人，预科教育的多元化和大众化时代已经来临。各级院校相对集中办学，形成了一个较系统的预科体系。民族预科在新时期充满活力、快速发展，为各少数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4.2当代民族预科教育发展中的问题

预科教育与高等学校其他层次的教育相比较，其难度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复杂得多[9]。由于缺乏系统权威的法律保障，导致各项优惠政策不能够完全落实，这极大地限制了预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其实这不仅仅是预科层次的问题，整个民族教育体系的法律法规都不完善。缺少单独的民族教育基本法，地方教育立法滞后，民族教育法规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在预科教材方面应该给以足够地重视，预科比高中高一级别而又低于本科，所以在选择教材方面比较困难。全国没有统一的教材，必须根据大学本科相关专业实际情况分别组织编写出全国班教材和新疆班单纯民族地区汉语系列的教材。这要求对预科学生和各民族特点有充分的了解，否则很容易造成教材内容陈旧单一的状况。

民族预科招生政策是在高考分数基础上适当降分录取，其生源不仅仅是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学生，也招收散杂居区的少数民族学生。这扩大了受益人群范围，照顾到了全部少数民族。但是聚居地区少数民族学生成绩一般低于散居地区，高校更倾向于招收那些成绩高的，所以无形之中会减少边远地区、高寒地区、农牧区等地学生收益机会。

在师资力量方面，目前高校预科部师资队伍自身素质和数量状况，与国家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10]。师资需求紧张导致工作量太大，教师无暇顾及学术研究，加强自身专业发展。师资队伍自身素质也需进一步提高，具有高职称、高学历的教师比例偏小，这影响了民族预科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5.结语

民族预科有效地缩短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之间高等教育的差距，为少数民族学生进入本科学习创造了一个打好基础的机会。其从创立伊始便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为少数民族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现代多元文化背景之下，民族预科更是沟通汉族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桥梁。现在各民族学生基本上都会说汉语，因此预科的存在不仅仅是解决语言上的障碍，将多元文化融入教学之中显得格外重要。这不仅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也是预科发展的使命。

纵观民族预科发展历程，它一直在高等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曾一度在学制中被取消，但还是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大学之中。民族预科教育的意义已不仅仅是大学前的预备阶段，还是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一项政策，更是国家民族政策的体现。办好民族预科，有利于增加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增进各民族感情，建设和谐的民族关系。同时对于促进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地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也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郑雪松.清代民族预科教育探微[J].学园,2013,11:193-194.

[2]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99-102.

[3] 欧以克.民族高等教育学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237.

[4] 曲木铁西.少数民族传统教育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47-248.

[5]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西南联合大学校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1-32.

[6] 韦鹏飞.造就少数民族高级人才的金色桥梁—中央民族大学预科教育60年回顾与展望[J].中国民族教育,2009,10:17-19.

[7] 宋太成.民族预科教育简述[J].民族教育研究,2009,4:16-20.

[8] 敖俊梅.中国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平等政策的回顾——基于1950年以来民族预科教育政策的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1:5-8.

[9] 严玉明.21世纪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2:33-38.

[10] 陆映红.民族预科教育面临的问题与革新策略[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5:96-98.